学书·读书·教书·著书

—— 倪文东自述

    我是一个来自黄土高原的的山里人。从家乡陕西黄陵到省城西安，从古都西安到首都北京；从一个插队知青、亦工亦农干部到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从西北大学从事公共艺术书法基础课教学的教授到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的教授。我学书法，教书法，读书、写书、编书，走过的是一条艰难曲折，勤奋刻苦，自信自强，笃诚务实的道路。30多年来，我工作在书法教学第一线，讲授书法基础、书法概论、中国书法史、篆隶技法、篆刻学、书法与装潢设计、电脑美术等专业课和基础课，我以超常的工作和劳动，出版了30余部教材和专著，发表了20多篇论文，创作了大量书法篆刻作品，获得了诸多的荣誉，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后来又晋升为书法专业的教授，被评为陕西省“十杰”青年书法家，因书法教学成果突出而三次受到省部级奖励，被聘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和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的评委……。我以自己辛勤的工作和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终生从事书法艺术的教学、创作和研究工作，为我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

    故乡情思——家乡黄陵深厚的人文沃土和桥山沮水滋润和抚育了我的文化艺术灵性
    我上大学前名叫倪陵生，是因为我1957年7月27日出生于陕西黄陵的桥山脚下。1978年2月我考上大学后改名为倪文东。“桥山苍苍，沮水汤汤”。我从小生活在“人文圣地,人杰地灵”的黄陵，深深崇敬轩辕黄帝始创中华文明的功德。“神武开天运，睿智启人文”，我深受传统文化的滋养、熏陶和启迪，在父亲和老师的教导下，习书练字，学书有年，临池不缀。我在家乡黄陵上小学、中学，下乡插队，当农民、当亦工亦农干部，在广阔天地里练就了顽强的意志和永久的耐心。
    我父亲师范毕业后曾经当过教师，又是一位乡镇干部，写得一笔好字。我早年跟着父母在黄陵县的店头、双龙、太贤等乡上小学和中学。在父亲的影响和教导下，我从小就爱好文学和写字。母亲当时在邮局工作，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帮母亲分捡信件并加盖邮戳，看到信封上写得漂亮的字，我就照着写，跟着学。在学校里，又受到老师们的影响，语文、政治、物理老师的字写得好，无形中就有许多同学跟他们学，在学校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在黄陵学习写字给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双龙初中，当时我的字写得比较潦草，语文老师很恼火，每次改我的作文都比较费劲，别的同学都让放学回家，专门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老师和我面对面地改作文，我念一句，老师改一句，改一句，老师打我一教杆。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因为字写不好而受到如此的惩罚，我觉得很屈辱。从此，我下决心要把自己的字写好。后来老师和同学们都发现我变了，变得沉默寡言，用心学习，认真写字，老师在黑板上写，我在桌子上用指头画，细心观察老师和同学们的字。这时，老师看到我的变化，更是热情、耐心地帮助我，鼓励我，让我办黑板报，写墙报，写标语，写通知，刻蜡版等。当时写字的纸不多，我就在院子的地上用木棍画字，我到处收集旧报纸和旧杂志来练字，后来干脆在塑料纸上写，写完擦掉再写。一写字我就来精神，一拿起笔就放不下，常常忘记休息，忘记吃饭。
    1972年，我初学毕业，那时正赶上所谓“教育回潮”，上高中要进行考试。我是幸运的，我是当时双龙初中40多位同学中考上的8个高中生中的一个，当时大家戏称为“八大金刚”之一。在店头中学上高中时，我刻蜡版，办墙报，写诗歌，练书法。当时正好赶上批林批孔，批邓反右，批教育回潮。我们班将同学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同学专门负责起草大字报，一部分同学专门负责抄写大字报，还有一部分同学专门负责张贴大字报。我由于字写得好而被分配抄写大字报和书写大标语，我又在书写大字报和墙报中，练习了自己的书法。
    1974年12月，我高中毕业。1975年1月，我在黄陵县双龙乡峪村插队，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年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我经历了诸多的磨难，尝试了中国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劳作和困苦生活，同时也获得了许多过去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和教益。我担任知青小组组长，为农民开办夜校，开展扫盲运动，办墙报，组织文艺演出，用自己的所学为农民服务，真正做到了“广阔天地练红心”。1976年12月，我在农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7年5月，由于我劳动积极，政治表现好，被抽调到双龙乡担任办公室文书，当了一名亦工亦农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是36.68元。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和当时所有的青年人一样，心情十分激动，开始一边参加下乡蹲点劳动，一边复习丢了多年的文化课。由于过去比较扎实的文化知识底子，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我最终考上了我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西北大学。
    我对故乡黄陵的感情是极其特殊和深厚的，是故乡黄陵深厚的人文沃土和桥山沮水滋润和抚育了我的文化艺术灵性，有朋友说我是沾了黄帝陵的某种“灵气”。我在书法作品上经常盖有这样几方印章“家在黄陵”、“客居京师，家在黄陵”、“家在桥山沮水之间”等，不管走到那里，我都不会忘记家乡黄陵；不管我在工作上，或是艺术创作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我都忘不了家乡黄陵人民对自己的培育之恩。1994年清明节，我带着对故乡黄陵的思念、崇敬和赞美之情，在黄帝陵举办了我的个人书法篆刻专题展览“黄陵颂书法展”。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黄帝功德”，表现轩辕黄帝统一华夏，造福万民的千秋功德；第二部分“谒陵祭祖”，表现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同根同宗，切盼统一的共同心声；第三部分“山水题咏”，表现黄陵独特而美丽的山水风光；第四部分“现代黄陵”，表现黄陵县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黄陵的资源优势和旅游特点，宣传黄陵，歌颂黄陵。为了这次展览，我精心构思，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挥毫创作了百余幅书法和篆刻作品，表现了我对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崇敬心情，颂扬了黄帝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抒发了我对故乡黄陵人民及黄陵的苍松翠柏、秀丽山川的赞美之情。展览结束后，我把全部书法、篆刻作品捐献给了黄帝陵文管局和黄陵县人民政府。

（二）

    大学生活——寒窗四年中，一次偶然的“全国大学生书法奖“，成就了我终生的书法事业
    1978年2月，我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带着童年、少年的梦想，走出黄土地，进入古城西安，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实现了我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具有百年历史的西北大学拥有众多著名的学者和专家，而且拥有丰富的文学、历史和书法艺术方面的图书。通过对中外文学、诗词曲赋、文艺理论、语言文字等知识的系统学习，使我打下了较扎实的文学基本功。学文之余，研习书法，我一方面潜心临帖，一方面大量阅读古代书法理论书籍，如孙过庭的《书谱》，刘熙载的《艺概》，项穆的《书法雅言》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我在图书馆看到了许多过去没有看到的碑帖资料，堆积如山的古籍碑帖，使我惊叹，任我欣赏，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这是过去我在家乡黄陵所看不到的东西。除了看很多资料，练习书法外，我还向许多书法名家请教，如西北大学的张宣、杨春霖、刘承思教授等，后来我又向省内的书法名家刘自椟、卫俊秀、陈泽秦、钟明善等先生请教，并经常去看他们写字，获得更多的教益。
    进入大学后，我的书法学习和创作有了新的飞跃和突变。环境变了，资料多了，眼界宽了，机会也多了，提高也快了，我认为过去在家乡黄陵只是写字而已，并没有上升到书法的层次。上大学期间学习书法，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宿舍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一个宿舍住8个学生，有一个大案子。每到星期天，同学们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把门一关就开始练字。写完一张字后就用图钉订在架子床的周围，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有时饭也顾不上吃，水也顾不得喝，让同学提点水捎点饭回来，吃完饭后继续练。有时一写就是一天，感觉劲特别大。有时兴奋，打开收音机，优美、悦耳、动听的民族音乐伴随着我，心旷神怡，飘飘然进入美妙的艺术世界，“乐在其中”。后来，我除了自己写字以外，还组织学生搞书法比赛，办展览，发起成立了西北大学学生书法协会，那是在1980年，当时中国书协还没有成立。有一次办展览，我用黑底白字写了一幅楷书《兰亭集叙》，是用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的笔意写的。看了这幅作品，许多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不错，像碑刻一样，很工整，特别规矩。但中文系的杨春霖教授看后则不以为然，他说：“文东呀，你的字这样写恐怕不行。你和别人不一样，你现在钻研书法钻研的已经比较深了，你应该把眼界放宽大一些，更深入一些；除了练楷书以外，还要练隶书、篆书和行草书等，这样你的书法可能会有更大的进步”！杨春霖先生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从此我就下决心去写，不断地否定自我，否定过去，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攀登。
    1981年大学毕业前夕，我参加了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举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获得三等奖，还入选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尽管是三等奖，我也感到很高兴。因为全国大学生当中有的是人才，我能得此奖励，实属不易，也说明我在书法方面还有一定的潜力。这次意外的成功，对于即将大学毕业走向社会的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鞭策，这也许就是我后来在大学工作，教书法，从事书法创作和研究的重要原因和契机。1982年我大学毕业，正值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之时，中央及省市机关、新闻出版单位等都需要人，但我拒绝了种种职业的诱惑，坚定地选择了大学。我心中暗自埋藏着一个美好而崇高的信念——不久的将来，书法一定会受到重视，大学一定会开设书法课，我一定要在大学教书法。于是，我心中暗暗选择了教师，选择了书法，默默地实践着我书法教育、书法研究和书法创作齐头并进的艰难探索之路。

（三）

    教书育人——我不想在组织部从事行政工作，只想当教师，而且要教书法，当书法教师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后留到西北大学工作，当时西北大学没有艺术专业，更没有书法课，于是我被作为行政干部留到学生处工作。报到时由于我是党员，字又写得好，被学校组织部看上了，让我在组织部工作，成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组织部作秘书的三年里，我的任务就是起草和誊写各种公文和干部考察报告并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但我学书法、教书法的意念并没有因此而消解，而且越来越强烈。开始我是白天上班，晚上读书练字。后来干脆在办公室练字，领导在的时候，我看报纸，领导一走，我就开始写书法讲义，领导回来我就用报纸将讲义盖上。我就这样悄悄地、偷偷地编织着自己的书法之梦。1984年，我在学校工会和教务处的支持下将我编写的书法讲义油印出来，利用晚上时间在全校青年教职工中开办了书法讲习班，义务为职工讲授书法知识。那时候，我年富力强不知道什么叫累，义务为全校几乎所有系科的学生讲授书法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我一心想当教师，为此我多次找领导谈我的要求。但领导认为我不务正业，说别的人都削尖脑袋往组织部钻，而你干得好好的却要走，真不可思议！后来，我反复和领导谈了我想当教师，教书法的想法，并坚决提出要走。领导说：“教师转干部可以，干部转教师难。我也要调走了，你这几年工作还不错，我走之前，也应该把你提拔一下，你是中文系毕业的，让你到校刊编辑部去作主编，因为校刊编辑部属于业务单位，干几年后再去系里，这样就顺理成章了。”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这位领导。于是，我又作了3年的校刊主编。半个月出一期报纸，3个人采、写、编一起上，工作十分忙，但我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我的书法学习。不但如此，我还利用校报的文艺副版，创办了“书法之友”专栏，半年插编一期，发表书法知识方面的文章，刊登书法作品，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这当时在全国高校都是比较早的。3年的编报工作，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掌握了采访、编辑、校对及设计版样等知识和技术。
    1986年，我写了万余字的“关于成立西北大学艺术教研室”的报告，张岂之校长认为我的报告很有价值，在大学生中进行艺术教育很有必要，而且他认为名称叫“美育教研室”更为确切。于是，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由我协助当时的教务处长薛迪之教授筹备成立“西北大学美育教研室”。我们从西安美术学院调来水彩画家梁文亮先生。聘请西安美术学院院长刘文西教授、陕西省美协副主席方济众、陕西省书协副主席陈泽秦为艺术顾问。薛迪之教授兼任主任，我兼任秘书。1987年我正式调入艺术教研室任书法教师。从行政干部到报纸编辑，又从报纸编辑转为教师，有多么的不容易。看来，要干自己喜欢的事业，没有信心和毅力是不行的。
    从1982年1月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到2002年3月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我在西北大学从事书法教育工作整整20年，先后为大学生和外国留学生讲授书法基础、篆书与篆刻、中国书法简史、书法与装潢设计、硬笔书法等课程，一心扑在书法教育事业上。我从1985年开始，就为全校学生开设了系列书法选修课，我除了认真组织课堂教学外，还注重指导学生的课外书法实践活动，组织学生举办和参加校内外各种书法篆刻展览，参加全省高校的书法比赛和展览，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也增强了学生学习书法的信心和热情。学生书画社团是学生进行课外书法交流与学习的重要形式。作为书法选修课的教师，指导学生书画社团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为此，我经常为书画学会的同学举办专题讲座，进行创作辅导，去西安碑林为他们讲解，为学生的书法比赛评奖。通过课外活动，有力地带动了大多数同学的积极参与，为校园文化建设做了一定的工作。我还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西北大学硬笔书法学会和西北大学太白印社，并亲自兼任会长，直接参与和开展有益的活动。每学期书法课结束后，我们都利用校内橱窗举办一次“书法选修课学生习作展览”，展出学生的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和篆刻习作。这种做法，坚持了近10年，并形成规律，在学生中产生了良好影响，造成了西北大学特有的书法文化环境和氛围，促进了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用传统的书法艺术美化了西北大学的育人环境。在历届全省大学生书法比赛和展览中，西北大学的学生都以高质量的作品和优异的成绩，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在1994年举办的陕西省首届大学生书法展中，西大有10位同学的作品入选参展，并有5人获奖。在第二届陕西省大学生硬笔书法比赛中，西大有8名同学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并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在学生中涌现出了王永坡、刘江峰、刘颖宇、蔡卫平等书法成绩突出者。其中王永坡大学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良，书法成绩突出，被分配到西安市计委工作，工作之余他仍然坚持书法学习和创作，他的作品入选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展和第二届行草作品展。从1986年至今，西北大学先后有近5千名学生选学了我的书法课，受到了较系统的传统文化和书法技法教育。同学们在作业中写道：“在书法选修课上，我们学到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使我们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陶冶了情操，掌握了技巧。这里不是枯燥的说教和生硬的灌输，而是尽情自愿的吸收，使我们在欢娱之中获得知识和美感，并学到一技之长。”
    在1994年西北大学首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我主讲的“古代书家与书体”课获得一等奖。1997年我为装潢设计专业学生主讲的新课“书法与装潢设计”，在西北大学教学评估中，被评为优秀课程。1995年，我的“中国书法教学”获得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个人一等奖，同年8月又获得陕西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受到省政府奖励。我曾主持过“陕西金石书法研究”、“唐代书法史论研究”、“中国艺术欣赏”等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000年我主持的教学项目《艺术选修课教学改革与实践》又获得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0多年的教学实践，有喜亦有苦，有辛勤的探索，也有苦苦的追求。我是学中文的，却选择了书法教学。书法和中文密不可分，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作为一名教师，我有责任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书法艺术发扬光大。这一切都必须通过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来实现，每当我看到广大学生学习祖国的书法文化和书法艺术如饥似渴的神情，我便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2002年3月，我调到北京工作，举家迁入首都北京。我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专业教授，我爱人也调入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工作。我为学生讲授书法概论、篆书技法、草书技法、书法史、篆刻学、书法创作理论与实践、电脑美术等课程，并指导硕士研究生，开始了我新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此，经过20年的努力和奋斗，我终于走上了专业书法教学的岗位，用自己的辛勤教学和劳动，教书育人，为书法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自己的一点微薄贡献。

（四）

    著书立说——教学之余，我潜心进行书法研究，写书、编书。不想干也由不得我，上了船就下不来了
    30多年来，我在认真搞好书法教学的同时，潜心于书法理论研究，出版了30余部书法教材和专著，发表了20余篇论文，引起了书法界的关注。
    1989年我撰写的论文《从书法教育看书法的现状及发展》在《青少年书法报》刊发后，在书法界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一篇呼吁重视书法教育，总结书法得失的重要文章。此文的发表引起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的重视，为此，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会刊《书法通讯》1990年5--6期全文作了转载。我这篇论文经过认真深入的调查，从书坛的现状入手，指出书法热的背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通过对日本书法教育的介绍和对我国书法教育现状的分析，我认为：“当前书法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书法教育重视不够，教育是中国书法发展的支柱，只有重视书法教育，努力提高书法工作者的文化艺术素质和修养，逐步完善我国的书法教育体系，提高全民族的书法文化意识，中国书法才能走出低谷，全面健康地发展。”随后，我又陆续发表了《大学书法教育初探》、《我国基础书法教育的现状、思考及对策》、《书法教学法新探》、《从美育与德、智、体育的关系看美育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在大学生中应加强艺术素质教育》、《高等书法教育的教学定位与人才培养》、《高等书法教育与书坛文化建设》等有关美育教育和书法教育方面的论文。
    1990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专著《书法教程》，这一本教材可以说是我多年书法教学理论、实践经验方面的综合总结。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书法的创作的规律和特点，既对书法艺术的本体作了概略阐述，又讲解了书法的基础要领，同时对历代书法名家的代表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构成了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被有关专家评为：体例新颖、文字精练、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适合大学生这个文化层次的人学习书法之用。该书先后被西北大学、西安书学院、汉中师院、榆林学院、洛川师范等院校作为书法教材使用。
    我一直把对陕西书法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从1985年开始，我陆续撰写和发表了评价陕西历代书法家的论文和文章50余篇，先后介绍和评论的书法家有古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式、薛涛，近现代的于右任、刘自椟、宫葆诚、卫俊秀、邱星、程克刚、钟明善、曹伯庸等。在《文艺研究》和《西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柳公权书法艺术略论》等论文。为了开展对陕西近现代书法的研究，1988年开始，我又策划、写稿和西北大学电教中心协作，自筹资金用了3年多时间制作完成了电视艺术片《三秦书家风采》，用现代技术手段真实地记录了陕西近现代50位老中青书法家的艺术成就和创作过程。为了抢救和研究陕西近代书法史料，我又与西北大学电教中心合作，拍摄了书法教学幻灯片《三秦书苑撷英》，抢救拍摄了宋伯鲁、阎甘园、于右任、王世镗、张寒彬、寇遐、党晴梵、刘自椟等50余位陕西近现代书法家的重要史料。当时拍摄这两部书法资料片非常之艰难，学校没有资金，我和我的学生就自己筹集，有钱的出钱，有车的出车。有时候没有车，我和电教中心的老师就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一家一家查寻访谈，拍摄记录。这两部全面反映陕西近代书法创作成就的电教片投入教学后，获得了学生和众多专家的好评，并获得了陕西省电教成果二等奖。
    1999年，我的又一研究成果《20世纪陕西书法简史》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被有关专家评为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客观论述20世纪陕西书法篆刻发展史的著作。我这本书力图从学术的角度出发，纵论历史、记述事件、品评人物，谈论得失。既尊重历史，又思考现代，更关注未来发展，有史有论，资料详实，文图并茂地记述了20世纪陕西书法的发展历史。谈起这一研究项目，这是我给自己出的难题，研究和评介现代和当代人，简直是出力不讨好。这本书出版后，在陕西书法界甚至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丝毫不亚于一次地震。因为我的书中没有选登和评论省内某位中层领导的作品，而受到批评和责难，文化厅的领导也打电话询问，还有人写了一万余字的批评文章要在《陕西日报》发表，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登出来。我始终认为学术问题可以研讨，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无怨无悔。我不但没有被吓住，而且又陆续在《书法导报》和《中国书法》等报刊上发表了《20世纪的陕西篆刻》和《陕西近现代书法述略》。
    编辑和出版中国近现代书画家的印款资料，对书画家的题款和用印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和出版，是我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项目。从1994年7月到2002年10月我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书画家印款辞典》（1998年3月出版）、《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家印款辞典》（2002年10月出版）和《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家印款小辞典》（2003年5月出版）三部工具书，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书画篆刻艺术是我国传统艺术的重要形式，体现了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被誉为中国艺术的精华。同时，书画篆刻艺术有着较强的实用特点和审美价值，它已和股票、房地产被列为永久保值和增值的项目，成为当今中国和世界投资的热点。而书画作品一进入市场，就有了对作品真伪鉴别的问题，因之，急需一部用以鉴别书画作品真伪的工具书作参考。带着这样的构思和设想，我先后走访了北京琉璃厂书画街、天津书画街、西安书院门及成都、济南、南京等市的书画店或书画市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更坚定了我编选《中国现代书画家印款辞典》一书的信心。
    《中国现代书画家印款辞典》一书的策划和征稿工作是1994年6月开始的，当时是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合作。对这部书的征稿我信心十足，因为第一我们不索取书画家的作品，只收他的签名和印蜕，这样就会得到书画家的理解和支持；第二所有参与编辑工作的顾问和编委，我们都一一发函要求授权和签名，不同意的不上名单，我们决不冒名。我是大学教师，做事要讲诚信，只有如此，才能把事办成、办好，才能办成大事。在编书的过程中，有三件事让我感动，甚至终生难忘。一是和书法大师启功先生的故事，当时我们恳请启功先生作本书的艺术顾问，我写信给启功先生，启先生很快回信，十分谦逊说他对印章之道不甚精通，加之眼睛不好，婉言谢绝。我一方面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很受感动。以启功先生的名气和影响，他不愿意作艺术顾问，完全可以不理我，不回信，但他没有这样做。从这件小事上，反映了启功先生高尚的人格和平易近人的精神。启功先生的这封信札，我如今十分珍贵地保存着。第二件事是和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的故事。为了征得徐邦达先生的印款资料，我先后向故宫博物院发了5封函，都没有回音。我想可能是徐先生工作比较忙，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收到信。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朋友家见到了徐邦达先生书法作品上的两方印蜕，我将其复印下来，作成样稿，并附上徐邦达先生的文字简介，再一次寄给徐邦达先生。真没想到，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徐邦达先生的回信，并随信寄来了先生亲自钤盖的14方常用印蜕和两件签名。我喜出望外，热泪盈眶。因为我想徐邦达先生是书画鉴定大师，这部专门用来鉴定书画作品的印款工具书，如果没有徐邦达先生的资料，那将是万分遗憾的，而且会严重影响本书的价值。我能不激动吗？我想大概是我的诚意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感动了先生，他才回信并寄来他的印款资料。第三件事是和中央美术学院王镛先生的故事。我通过北京的编委邹德忠先生向王镛先生发了征稿函，一个月后，王镛先生来了一封信，但没有寄他的印款资料。在给我的信中，王镛先生认为征集和出版书画家印款资料这件事不好，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为书画市场上的造假字画者提供资料。为此，我给王镛先生回信谈了我的观点。我认为编辑和出版这部书，是为了系统整理书画家的印款资料，为书画作品的鉴定和辨伪提供第一手资料。再说，我们就是不编这样的书，书画家自己的作品一进入市场，难道别人就不会复制其作品上的印章和签名来做假吗？还有，现在出版的许多书画家的大型书画作品集后面都附有作者的常用印章，难道他们就不怕别人用来做假吗？我和王镛先生完全是正常的学术讨论，非常友好。过了不久，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了王镛先生的印款资料。
    1997年2月，我找到了多次以重金在国外购买版权，出版外语和医学经典图书及大型工具书的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该公司在认真审查完全部书稿之后，郑重通知我，他们决定投资30万元，出版此书。我和编委们劲头倍增，牛年岁尾，校样打出，我们和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一起加班加点，苦干20多天，一直干到农历腊月28日。
    1998年3月初，设计新颖，印装精美的《中国现代书画家印款辞典》摆在了我的案头，我抚摸着这部凝聚着全国70多位书画家心血与汗水的成果，禁不住眼眶湿润。4年来，为此书的策划、征稿、编辑和出版，我付出的心血最多，收集的资料装了十几个手提袋，几乎堆满了书桌的上下左右。那一阵子，我到处搜寻书画家的印款资料，几乎到了痴迷和疯狂的地步，我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画册和印谱，每在书店看到一本新画册、新书籍，我就想翻拍复印其中的资料，书店老板不答应，我只好将书买下来，经常是买了书之后口袋里连坐公共汽车回家的钱都没了。编这样一本大部头的书，国家没有投资，学校没有投资，更未向入选的书画家收取过一分钱。然而，花钱的地方倒是不少，光打印、复印资料和与各位编委联系的邮寄费、电话费，我就垫了两千多元。这对一个月工资不足千元的大学青年教师来说，确实不容易。
    《中国现代书画家印款辞典》出版后短短几个月，就得到了海内外书画家和收藏家的普遍赞誉，认为编者为书画界和收藏鉴定家办了一件大事、大实事，该书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填补了我国近现代书画家印款资料研究空白的工具书。该书已经再版印刷了3次，印数万余部，还获得了陕西省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 后来在出版社的建议和支持下，在《中国现代书画家印款辞典》一书的基础上，我又联合全国各地的编委，开始征稿编辑《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家印款辞典》。2002年10月，上下两卷1700余码，设计新颖，印刷精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家印款辞典》正式出版并在国内外发行。
    我的书法研究目标明确，涉猎面广，主要在书法教育研究、陕西近现代书法研究、汉唐书法史论研究、近现代书画印款研究及书法鉴赏和评论研究等方面作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我的一系列书法篆刻理论及实践研究因基础扎实、资料翔实、观点新颖、角度独特、方法可行而受到书法界专家同行的关注和好评。

（五）

    艺术创作——书法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一部厚重的书，一部非凡的书，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我学习和研究书法30余年，有着真真切切的体会：书法是中国艺术之魂灵，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信仰,她使我如痴如醉，让我沉思，催我振奋，使我升华。我选定书法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长期潜心研究，刻苦临池，豁然有所领悟。
    我早年学书法从柳公权的楷书入手，那时找不到古代碑帖，书店里卖的只有现代书法家仿柳体楷书写的《雷锋日记》和仿颜体楷书写的《王杰日记》，我选择了前者进行学习。上大学后，我才找到真正的古代碑帖，开始学习欧阳询的楷书《九成宫醴泉铭》，断断续续写了十余年，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楷书基本功。后来我又临习了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和魏碑《元怀墓志》等，使自己的楷书多一些趣味和变化。我的楷书宗法欧体，涉猎颜、柳，妙参北碑，严谨而奇险，含蓄中见外拓，秀丽中兼雄强，将魏方、欧险，颜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专家评我的楷书：“以阴柔之笔写刚强之气，借爽利之画表峻拔之势，清俊雅逸，绮丽灵动。”
    由于书法教学工作的需要，我必须篆、隶、楷、行、草五种字体一起练习，兼杂起来学，但重点还是在篆隶和行书方面。我认为作为一名书法专业的教师，临习和研究的面应该宽一些，要多元化，全方位地学习和探索，不要过早地形成所谓个人风格。在教学当中，不能因为自己不擅长某一种书体，而限制自己的学生。书法学习应该是开放式的，多层面和多方位的。不能学生问你，你说不懂，学生让你示范，你说不会，那将是一名不合格的书法教师。
    我的行草书先临习王羲之的行草书手札及《兰亭序》和《集王圣教序》，在此基础之上，我将王派行书扩展开来，临习智永的《草书千字文》，李北海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陆柬之的《文赋》，参入孙过庭的《书谱》及米芾、黄庭坚、董其昌、赵孟頫、王铎等人的行草书。在风格上追求潇洒跌宕，雄深淋漓，笔墨酣畅，大气横流，遒劲苍浑，笔势冲融的风格和气势，如长江大河汹涌、舒展、奔放，却有意态天成之妙。在艺术效果上，我追求奔放中见法度，精微中见气韵的风格和气度，努力使节奏感与韵律美跃然纸上。
    有了比较扎实的行楷书基础之后，我开始涉足篆书和隶书。我借鉴了清代书法家学习篆隶的经验，先学篆书，后临隶书。不像唐代人那样，用楷书的笔法去写隶书，而是像清代人那样用篆书的笔法去写隶书，这样我的隶书便显得古朴厚重，圆润苍劲，而不是流于轻滑和漂浮。我的篆书，金甲籀文的字法、笔势、形体，皆有所本，依法循度，藏头护尾，圆润而刚健，拙而能巧，圆而兼方，力求血脉贯通。我的篆书以金文、石鼓为基础，参入汉篆及清代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吴昌硕、徐三庚等流派篆书的笔意和笔趣。在结体取势上，时而纵长，夸张劲健；时而宽短，变纵为横，以斯篆之笔写缪篆之体，体方势圆，静中寓动，努力使我的作品既有浓厚的传统意味，又不拘泥于传统，有继承，更有创新。
    学了三年篆书之后，我转学隶书。我的隶书一开始，就选择了难度较大的汉隶摩崖《石门颂》来临习，取其圆转和含蓄，追求绵里裹铁之韵味。后来又临习《西狭颂》、《封龙山颂》、《张迁碑》和《好太王碑》，取其方劲厚拙，平直简古的风格和韵味。近年来，我尝试着将篆书和隶书结合起来写，将篆书之笔法、隶书之结体及篆刻之刀笔趣味等融为一体，加上长跋题款，写来灵活多变，生动自然，不计工拙。我的隶书力求个性鲜明，以篆法为之而别具风致，提按之间，不恪守“蚕头雁尾”波磔分明的汉碑通则，分行布白亦不描摹汉隶端正匀称的仪态，而是伸缩揖让，疏密奇正，大开大合，收放有度，表现出自己对自然、艺术、人生感悟后的新意，展示出我独特的审美意趣。
    我的篆刻重视构图和设计，将写篆和刻字结合起来，熔历代名家印风为一炉，印文线条见骨见筋，印面或饱满，或简约，都力求荡漾出明快之韵、雄厚之气。弥漫于线条之间的是沉着、坚挺的刀功和浑朴、秀润的艺术境界。我的篆刻造型或简古，或端凝，或醇正，或跌宕，或以质直朴拙取胜，或作秀美玲珑之致，以表现我独特的构思。
    “书法创作成就的高低最终取决于文化艺术修养的深浅。一个人书法创作成就的高低以及艺术生命的旺盛与否，取决于什么呢？是用笔、用墨、结字、章法等‘字内功'吗？不是！而是取决于他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修养等‘字外功'”。书法之妙，在于自出机杼，掌握书法技巧之后，书艺水平的高低，就要看其学识和修养的深浅”。这是我的论书心语，亦是我的学书心迹。
    任何辉煌的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我并不满足过去于这些成绩，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书要读，课题要研究，我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不断地创新，刻苦临池，精于临摹，练好“字内功”；研究书理、精通书史，修好“字外功”，努力做到“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30多年的学书、读书、教书和著书生涯，使我感觉到书法艺术真是博大精深，越练越觉得难，越学越觉得深，也使我悟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热爱生活，努力工作，只要有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很欣赏这样一幅对联：“行动尊孔孟，思想奔老庄”，工作上和事业上要发奋图强，像孔孟先圣先哲那样积极出世，努力进取；思想上和荣誉上要自然而然，不求索取，不图名利，无为而为。
    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离不开生活实践，书法也是如此。搞文学创作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从生活中吸取丰富的养料。研究和学习书法，又何尝不是这样？为了使中国书法艺术发扬光大，我决定付出自己的一生而从不悔改，不断探索，不断追求。我说：“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还会选择书法教师这一职业，选择书法创作这一道路”！

■ 摘自《书法赏评》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