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汉、新莽时期书法
    一、简牍帛书墨迹
    二、刻石
    三、金文、砖文、瓦当


   第二节 东汉时期书法
    一、简牍墨迹
    二、刻石
    三、金文、砖文


   第三节 汉代的书法教育
    一、童蒙教育与字书
    二、汉代的令史、书佐
    三、今、古文经学与文字学
    四、鸿都门学


   第四节 著名书家和书学理论
    一、著名书家
    二、书学理论


   第五节 汉代书法用具的改良
    一、笔
    二、墨、研
    三、纸

 

 

 

 

 

 

 

 

 

 

 

第一节 西汉、新莽时期书法

一、简牍帛书墨迹

    汉代人的日常墨迹,主要是书写在简牍和帛之上。但简帛易朽,历久难以流传,后人很难见到。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录》记载了在甘肃天都出土的汉章帝与和帝时期的木简:“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加朱字表物数,曰缣几匹,绵几屯,钱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邵博特意把这些木简书法墨迹与当时流传的刻帖中的汉晋书法做了比较: “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蓄法帖中比也。”但当时能见到这些汉代简牍墨迹的人寥寥无几,大书家和鉴赏家米芾写作《书史》时,就因为见不到晋以前的墨迹,只能从西晋写起。因此,一直到晚清,人们对汉代书法的研究都是通过碑刻、摩崖、瓦当等铭刻文字的拓本来进行,由于无缘见到汉代的墨迹,认识上有许多的偏差和局限性。

    1901 年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到我国西部探险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 40 余枚汉文简牍,这是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出土古代简牍。随后的 10 余年中,斯坦因探险队以及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探险队、日本大谷探险队等先后在我国西北地区发掘了 1000 余枚简牍。 1914 年,罗振玉、王国维根据法国学者沙畹所公布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中所获简牍照片,以清代考据学的方法,运用于简牍研究,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后, 1930 — 1931 年间,中国、瑞典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土 10000 余枚汉简,因出土地都邻近汉代张掖郡的居延城,所以统称为“居延汉简”。而在建国之后,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其中,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二号汉墓出土 4900 多枚竹简、 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约 12 万多字的帛书与 610 多枚简牍、 1972 — 1974 年间甘肃文物考古工作者与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到 20000 余枚简牍、 1990 — 1992 年间在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 23000 余枚简牍,是其中数量较大的几次。

    因此, 20 世纪以来的 100 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现代考古发掘的进行,大量汉代简牍帛书出土,简牍学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在很多方面改写了学术史。这些出土的简牍帛书的内容包括失传的经书古籍、汉代的律令条文、各级政府与军队的文书账册档案乃至汉代的辞赋文学作品等多方面,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献研究的价值。同时,这些简牍帛书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则在于使我们能真切、全面地了解汉代通行字体的演变和书法艺术多姿多彩的面貌与辉煌成就。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墓出土的简牍帛书属于西汉早期,是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墨迹资料。其中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书写年代据其文字避讳推测可能在惠帝或吕后时期,即约前 194 年到前 180 年之间。此件帛书字体属于典型的秦汉之际的古隶书,但比较秦代《睡虎地秦简》,圆包围式的篆书结构特征已经较少出现,即横、竖向线间的衔接多以方折取代圆转,字形多作方扁形;横向线间距压紧,排列整齐,同时隶书特有的波磔用笔得到突出的强调,主要长横超出结体宽度之外,用力按顿后挑出,已具备“蚕头燕尾”的雏形,而左下、右下两向斜出的笔画作非常夸张地伸展,于整体端庄严谨的格局中融人了活泼生动、舒卷自如的视觉特征。汉代成熟时期隶书的典型特征在这件帛书中已基本成形。

    1972 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墓的下葬年代约在西汉文、景二帝时期(前 179 一前 141 年),其中出土的竹简共 312 枚,内容为随葬器物清单,即“遣策”。这批竹简的文字较之《老子乙本》,古隶中的篆书偏旁结构形态进一步解体,其突出的特征是用笔上和结构上显示出的“草体化”的倾向。

    《老子乙本》因为抄录的内容是传世的经书古籍,因此书写态度严谨,结构端严,点画不苟,代表着汉代规范严谨的成熟隶书的雏形。而这批《遣策》则属日常账册记录,务求急速,笔姿活泼,笔画间出现连带关系,个别偏旁结构出现省简草化的迹象,其中生发出的新理异态,则预示着汉代草书的萌芽。汉代字体的演变,就是由这正、草两体并行发展的。

    到汉武帝时期,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国力强盛,因此改变了汉代开国以来对付侵扰北部边境的匈奴所采取的和亲、互市与防御的策略,在军事上主动出击,并不断取得胜利,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于太初三年(前 102 年)又建起了东起五原、西至居延的边防城塞,并开通玉门关、阳关外的西域,不断经营,延续到东汉,直至魏晋时期。而守戍边关的将佐兵卒,多来自内地,他们在西北边陲的敦煌、居延等地留下了大量的简牍。简牍在西北干燥的气候环境中不易朽毁, 20 世纪以来的 100 多年中由考古发掘不断地出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并且时间跨度长而连续,字体演变脉络清晰,书写风格丰富多彩。我们把其中有纪年的简牍排列起来,可以看到正、草两体的不同发展方向。

    先看隶书正体的成熟过程。敦煌所出土的汉武帝时期《太始三年简》(前 94 年),已经改变了西汉早期纵向波磔笔画舒张伸长的特征,笔画取横势为主,字形基本呈扁阔形,字中长横画表现为“蚕头燕尾”,撇捺左右舒展,典型隶书的笔画特征已完全形成。汉宣帝《元康四年简》(前 62 年,),则更进一步在用笔和结体上都表现出点画规范、结体工稳、风格典雅的特点。而 1985 年在江苏连云港海州的西汉晚期东海太守西郭宝墓中出土的《名谒》,其书法之成熟与精美比之于东汉灵帝、恒帝时期才在碑刻上出现的、被后人称为“八分书”的成熟、规范的隶书,如《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毫无逊色之处,而时间上要早出 100 余年。

    草书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也是在西汉时期发展成熟的。如《元康四年简》在大部分字形作正体的情况下,最后一行“六月壬戌金关卒延寿以来”,承袭西汉在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遣策》的草体化倾向发展而来,即:一方面简化字的形体,偏旁内笔画省简不写;另一方面则是笔画间有钩环联结,正体的多个笔画被连续书写,并作一个笔画。从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简牍来看,汉元帝时期以后,草书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迅速成熟起来。如《永光元年简》(前 43 年),虽艺术上略显嫩稚,但绝大部分文字用草体写出,草法固定成形。而新莽时期的《王俊幕府档案简》是起草正式文书的底稿,已经是艺术上完全成熟的草书。汉代的草书是与隶书并行发展成熟的,点画上带有隶书的波磔用笔特征,与魏晋以后不带隶书笔意的草书不同,因此后世也把这种带有隶书一些用笔特征的草书称为“章草”。

    西汉时除了逐步发展成熟的隶书和草书作为日常手写体之外,篆书则因其字体更古老而带有典重的意味,在一些需要昭示重要性的场合继续使用,就如秦代时日常文书使用的是《睡虎地秦简》式的“秦隶”,而秦皇刻石记功则使用小篆体一样。 1973 年出土于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的《张掖都尉棨信》,是汉代高级官吏的标识,也是用于传令启闭关门的凭证。书写于红色麻织物上,是标准的小篆体,字形皆作长方形,排列整齐,中间“都尉''二字线条繁密,字形被处理成较宽大,均化协调了各字线条所分割的内部空间,总体如同一方规整风格的汉印。汉代的篆书随着时代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与秦代小篆不同的风貌。 1959 年在武威磨嘴子二十三号墓出土了《张伯升柩铭》,柩铭的形状如幡幢旗帜,入葬之时悬系竿端,行于柩前,既入墓中,则覆盖棺上,使用柩铭既表示死者身份,同时也寄托愿死者永垂不朽的愿望。这件柩铭的篆字线条盘曲,形成装饰性,此即汉代的“缪篆”。整体生拙朴茂,不涉纤巧,并随形布势,章法上疏密对比,自然生动。

二、刻石

    西汉刻石较东汉时期少。比较同时期的简牍帛书墨迹,西汉刻石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刻石往往出于典重的目的,因此,篆书使用较多些,字形也比一般简牍帛书的字形大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刀凿与历久风化原因,在线条形状和质感上呈现出不同于墨迹的斑驳生拙的风貌,这就是后代书法家以笔师刀,学习这些刻石时所热衷取法的“金石气”。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年代最早的西汉刻石是刻于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 158 年)的《群臣上 醻 刻石》。这件刻石上承秦篆余绪,字形于大度中寓欹侧变化,有沉雄拙扑之气象。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丙寅'二字,转笔方折,全是隶意。”即是指这件刻石的篆书书写中融人一些隶书的偏旁和结构特征,字形整体偏方,行笔中转折处多以方折代圆转,这是大多数汉代篆书区别于秦小篆的一个显著的总体特征。而新莽时期的《郁平大 尹冯 君孺久墓题记》,与《张伯升柩铭》相似,同属于汉代的典型篆书“缪篆”。字形总体为方扁形,偏旁结构很明确地分为方、圆两类,方形结构以直线衔接建构而成,圆形结构以曲线纠结盘绕形成,两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整体字形与偏旁结构均不作完全的对称,而是挪位错动,形成生拙的视觉效果,不落巧趣。

    在汉代不断发展成熟的隶书也在刻石中得到使用,但与简牍帛书墨迹相比,隶书特有的波磔笔画在凿刻过程中并不被强调,从而使西汉刻石中的隶书表现出更多的篆书结构与笔意特征,总体上也更具有朴茂生拙、雄强大度的气象。 1992 年在徐州龟山西汉楚襄王刘注墓出土的《文告刻石》(约前 115 年),是以当时通行的隶书手写体刻石的,但由于凿刻时的自然剥落与年久风化的共同作用,形成线质的生辣与斑驳兼具,带给我们与简牍墨迹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受。 1970 年在山东曲阜九龙山西汉鲁王崖墓中出土的《九龙山王陵塞石刻字》),刻于西汉后元元年(前 88 年)至甘露三年(前 51 年)之间,刀凿果断自然,线条直朗,毛涩不滑,结构以方折为基调,略参圆转,向左下、右下方伸长的刻线则在整体拙扑大方的格调中形成了纵肆豪放的气象。刻于西汉五凤二年(前 56 年)的《鲁孝王五凤二年刻石》的字体风格也是与当时的隶书手写体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石刻年久风化,点画漫漶,浑厚天成,线质感完全不同于简牍帛书墨迹的圆润光滑。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评此刻石云:“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崃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字在篆隶之间。”同样,《莱子侯刻石》也与同时期简牍隶书相类似,略带篆意。前数行以横向、竖向为主调,体势还比较平正,后数行则逐渐强化了斜向线,显得跌宕生动。由于是刻石的缘故,线条更显劲挺生拙,结构更直朗开张,因此在格局更显大气。此刻石在清乾隆年间被发现后,被金石书家推崇备至,晚清杨守敬《评碑记》以为:“是刻苍劲简直。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清代金石书家一直以为这些西汉刻石是以篆笔作隶书,较东汉的名碑更显古朴大气,其实除了西汉隶书往往还残存有一些较明显的篆书结构外,也与刀凿不刻意表现波磔笔意以及年久风化而形成的斑驳浑厚所造成有关。

三、金文、砖文、瓦当

    汉代的铜器承战国以来的风气,多作为日常实用器具,日趋精美小型或朴素实用,纹饰也变为简朴,甚至流行素面无纹饰。铜器上的文字以契刻为主,内容一般只记器物名称、制作年代、重量、容量、管理者、监制者或制作工匠姓名等,字体则篆书与隶书均有使用。

    《齐大宫钫铭》是 1980 年在山东缁博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前 188 一前 179 年在位)墓中出土的,书体属于草率的篆书,有兴趣盎然之笔意,契刻看似随意、不规整,却于字形姿态的挪让承接十分巧妙,字的内部空白与字外的间距空白处理得疏密对比协调得当。《平都犁斛》是汉武帝时期器,其铭文包括了两种字体与风格,前三行为精美的小篆,结构舒展,线条秀润挺拔,圆转中兼具方折,有十分闲雅的气息。最后一行记录容量与重量的小字,其结构关系则以方折为主,是以当时通行的隶书手写体契刻的,略带篆意。 1981 年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一号从葬坑出土的《阳信家盆》是武帝之姊阳信公主家所用器物,其铭文以隶书契刻,长短不一、间距疏密不等、方向略有参差变化的横向线构成了一个整体基调,竖向线和旁逸斜出的撇捺在此基调上构成了线向的丰富性,单字完全融人整体的章法之中,大小长短方扁不一,构成了整体的节奏律动。

    《上林鉴》作于西汉晚期的汉成帝阳朔四年(前 21 年),铭文为篆书,结构上化圆为方,突出强调了横、竖线的排列组合,但字形和偏旁结构并不作完全的对称,笔画分割出的空白有疏密对比的变化,因此在体势的端整平正中寓微妙灵动的变化。

    与其他铜器的铭文为契刻不同,汉代铜镜上的铭文则出于范铸,制作精美,其书风往往与周围的纹饰图案相协调,文字图案化,富有装饰趣味,在汉代金文中自成体系。作于西汉中期的《昭明重圈镜》即是一例,笔画被修饰成花叶纹状,灵巧柔美。

    西汉时期的砖、陶上的文字已出土者较少。《夏阳扶荔宫砖》出土于陕西韩城汉扶荔宫遗址,属西汉中期,范制而成,篆书,用字规范,书风严整,结构以方折为主,与传世的汉代印章字体、风格非常接近。

    瓦当在古代建筑上覆于檐际,起到遮挡、固定和美化瓦檐的作用。早期的瓦当有素面,也有带有饰纹的。而带有文字的瓦当,根据考古发掘,起始于西汉。把文字运用于圆形或半圆形的瓦当之中,需要改变汉字的外形结构以适应瓦当中规划出来的扇面空间,这就需要制作者的匠心和巧思。瓦当文字一般使用变形潜能强的篆书,强化其装饰美化的特征。 1980 年出土于陕西华阴汉京师仓遗址的《千秋万岁瓦当》,将文字笔画修饰为鸟虫纹样,富有装饰趣味,此即汉代盛行的“鸟虫篆”。总体而言,文字瓦当艺术以西汉时期最为鼎盛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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